消费税法

与此同时，由于胜出者比如大企业纳税更多，使得国家能够集中财力物力，通过财政转移辅助弱者。

制度失灵的原因何在？ 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唯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构建法官的正当价值体系。

[18] 参见谢鹏程：《克服司法权运行的机制障碍》，载《学习时报》2013年6月10日05版。[21] 《社评：官员价值体系亏空，钱房就来填补》，载《环球时报》2013年2月5日第15版。2005年湖南黄运财在郴州永兴县人民法院的爆炸案、2009年何胜凯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杀死法警案、2010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楼门前爆炸案、2010年6月朱军在湖南永州枪杀3名法官案等，虽然事件起因各有不同，但这一系列针对法官的刑事犯罪案件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结果产生抵触情绪并迁怒于法官所致。司法制度改革必须体现新的、能够切实反映司法运行本质的价值理念，这确实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这种以块为主的行政化司法管理体制必然会带来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司法易成为地方权力的附庸。

不能规范运行的司法权力易突破法律规定的程序约束，造成冤假错案，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司法产生不满甚至对立情绪。[⑦] 参见夏勇等：《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尤其是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份额存在比较大的悬殊时（而不是平均的），份额比较大的成员之间有更大的动力采取集体行动。

相反，正是个人的自利倾向使得一些人理性地选择搭便车或者敲竹杠，使得私人之间的合作前景难以实现或者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再加上每个人知识的有限性，个体与个体之间在价值追求上往往是陌生人。可以自发地组织小规模合作采集、生产和建筑活动。在这一点上，潜在合同当事人构成一超大规模共同体。

不动产登记生效制度、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及社区管理维护制度 [41]、新型农村土地合作耕种制度。社会个体在保留自身异质性特征同时，还与其他社会成员在不同内容、范围和程度上具有共同的主观目的，具有形成合作共同体的广泛前景。

相反，他们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0] 昂格尔教授曾对社会科学中的线性思维问题做过系统分析，See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17; also Unger, Democracy Realized: the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Verso 1998, pp.20-27. [31] See Harold Berman Samir Saliba,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Law, 7th ed., Foundation Press 2009, p.26. [32] 相似论述，See Boris DeWiel, Democracy: A History of Ideas, UBC Press 2000, p.168. [33] 《易·系辞上》。二是政府虽然以服务社会个体的普遍利益为名介入私人生活，但政府本身具有滥用权力的风险，如高额的政府运用成本、政府决策失误成本和权力寻租成本。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个体]性向、意志、欲望等主观的东西被共同目的这种客观的外在力量严密管束着。

[25]前引5，易军文，第72页。如伯尔曼所观察的那样，在人类可以认知的条件下，每个社会群体有机会去构想多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介于友情仁义与暴力统治之间的多元社会组织模式中进行选择。例如，在同一个小区中，独门独栋业主比单元楼业主具有更大的动力去维护其周边的草坪。有观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私法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都深受祛政治化思潮的影响。

私法的核心任务也因此限于保护个人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安全享有，而不包括其它问题。一个人之所以产生特定主观目的，可能受到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先天遗传的本能和后天学习的文化。

因此，由国家强权为后盾的立法活动应当坚持立法目的中立性，或非政治性。[20]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但是，在即时交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交易活动中，社会成员能够自发地合作，因为，积极合作个体通过合作得到的利益（因合同相对人守约而得利益）超出了其因合作而支付的成本（因合同相对人违约而面临的损失）。3.  在共同体行动具有正外部效应时，共同体成员之间合作的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惠及共同体之外的成员，如社区邻居（或者小区一楼业主）在距离自家最近的地上（而不是整个社区公共绿地）修建美丽的花园。说得窄一些，权利表现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享用。[11]即便个人之间存在什么共同目的的话，他们也会理性的自发追求该目的，无需立法和国家强制力的帮助。如果我们让法学与生活贴得再近一点，其就可能再发展一步。事实也表明，即便在完全不存在国家立法的社会形态中，即时交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交易是能够自发履行的。

[41] 关于现代社区业主之间的共同体合作问题的论述，可见尤佳：《业主共有权行使主体研究：一种团体主义视角下的法经济学分析进路》，《法商研究》2013年第2期。法官很可能肆意干预合同自由，导致交易秩序的崩溃。

因此，私法在强调私人主体地位、私人自主决策和私有权利的同时，需同时关注私权的生成过程，即私人与社会同伴的共同合作现象。一个概念产生于信奉目的论宇宙观（teleology）与价值客观主义的前现代世界，即那个先定的共同目的 （teleo）。

社会个体有必要与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在更多的内容上，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藉合作追求共同主观目的普遍实现。在这一层意义上，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倡导个人主义仍有必要。

但共同体规模越大，个体成员对其他成员积极合作的预期越发不确信，搭便车者越多，因此，共同合作就越难以自发实现，或者越难以达到最优水平。从前述意义上，我们能更系统地解释私法中的立法强制现象：立法强制要求所有小区业主按照一定比例向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上缴纳物业费用，用于维护或改善小区公共环境。[40] 江勇：《征补条例实施的影响和对策》，载《中国审判》2011年第10期。在这类问题上，个人主义及权利导向型私法学说没有注意到私人交往中的合作面向，未能区分自发合作困难和政府失灵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三、合作主义认识论与私法 （一）私人主观目的之合作实现 整体主义将个人包装成高度同质的社会个体，而个人主义将个人粉饰成高度异质的陌生个体。二者都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只有一条路。

[22]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修订版序言。本文将在评述个人主义认识论之后，尝试为中国私法提出一种替代性哲学认识论基础，即合作主义，并讨论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的实现障碍和应对策略。

如此，我们就有机会将人们从个人主义所粉饰的陌生人世界救赎出来，更积极、更主动、更广泛地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共同合作，而且有可能形成一种关于哲学和法学的新认识论。（三）重拾私人社会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 当个人主义所倡导的私法规则明显背离直觉和经验时，大量私法学家也常常接受国家强制力对私人社会生活的介入和组织。

哈耶克的更多论述，还可见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s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6. [10]前引5，易军文，第80页。[38] 梁慧星：《谈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载《浙江学刊》 2004年第4期。[13]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经验法则，保证个人自主决定实现的制度时符合人性的制度，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制度…自主决定是调节经济过程的一种高效手段。在一些情况下，自发合作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

然而，在自发合作模式中，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担保搭便车者也积极追加投入。那么，国家强制执行合同的意义何在呢？2.在一个理想的社区，全体业主按一定比例积极投入资金，用于修建美丽的公共社区绿地，符合业主们的最佳利益。

‘个体目标不可能被汇总为集体目标。所谓公共利益/共同体利益/社会利益，顶多是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简单相加之和（1+1=2）。

其中主要原因正是社会个体的自利心理。在这一进程中，个人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私法学界逐渐得到集中表达和系统阐述。